地球上最大的城市扩张
在发展中地区，非洲经历了世界上最高的城市增长，在过去20年中，每年有3.5%的增长。预计这种情况将持续到2050年。这种城市增长主要是由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和城市的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这也侧面地说明了，整个非洲的城市发展并不统一。北方的城市人口比例较高，为47.8%，而撒哈拉以南非洲为32.8%。
然而，这种城市发展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具有包容性，而是导致了贫民窟的扩散、城市贫困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根据非洲开发银行集团的数据，非洲城市的不平等是世界第二高的）。城市规划正是使城市更具有包容性、安全和可持续的社区的工具之一。而为了使计划在这方面有效，城市规划专家几十年来一直认为，他们需要摆脱传统的规划方式。
非洲的城市规划简史
殖民时代的城市规划对非洲的现状负有部分责任，它往往是对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方法和 “现代主义的乌托邦城市未来愿景 “的回应。然而，随着殖民主义的结束，在众多国际技术人员和演员的参与下，为现有的或新的城市制定了一些总体规划。
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盛行，减少了整个非洲大陆的城市规划活动。然后，在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人居署等国际发展机构引入了更具战略性和参与性的城市规划。
最后，在本世纪的前20年里，非洲的总体规划出现了强劲的复苏。城市规划主要由大型国际建筑和设计公司进行，包括在 “空白画布 “上绘制城市。而这些新城市往往反映了个别政治家的雄心壮志，反映了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对新的生活方式的需求，或者反映了外国投资者对非洲城市的兴趣增加。更为复杂的是现有城市的整体规划，这里没有空白的画布，而是有一系列异质的地方和国际行为者和利益。
非洲城市规划中的国家和国际行为者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是一个主要的参与者，为从利隆圭到开罗的城市制定了总体规划。新加坡的Surbana Jurong是另一个参与者。它已经赢得了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和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等地的合同或编制了城市总体规划。中国的行动者没有直接参与，但他们通过其规划的城市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而设在伦敦、纽约、东京、贝鲁特、迪拜、开罗和约翰内斯堡的大公司也参与了城市总体规划的制定。
总体规划中的国际利益可以是地缘政治的，也可以是经济的。例如，在为非洲城市制定城市规划时，可能会希望出现基础设施投资机会。国家和地方行动者有不同的利益，尽管有时与国际行动者有协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支持整体规划，希望能获得外国投资，调解困难的地方冲突，管理增长或确定城市秩序。
迈向更多参与性和地方性的城市主义
尽管国际行动者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阿克拉、开罗和基加利的例子表明，参与当地公民进程的非洲行动者的规划工作正在出现和发展。自上而下的方法正在让位于更有针对性的、灵活的和参与性的战略方法来确定城市计划。有了它们，城市规划更直接地回应了当地的需求和现实。
